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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与由此产生的视觉传播中的伦理问题
作者:   时间:2017-11-20   点击数:

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与由此产生的视觉传播中的伦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勇教授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话题是关于视觉传播的,咱们探讨伦理方面的会议,围绕这块的东西展开。刚才有专家提到伦理问题的研究里面有很多是跟当下的传媒环境,同时也跟现代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联。我想跟大家报告的主题是《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与由此产生的视觉传播中的伦理问题》,先从一个例子开始,这是发生在北京几年前的一个事情,北京的昌平警方著名的雷洋事件。这也是在昌平发生的一个事,从画面上看让人感觉到震惊的一个场景,一个老先生被这么揪着,带着。当时新闻在当地的媒体上报道之后,很快被转发,跟我们印象中的警方粗暴执法这些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事实上,这个报纸在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标题可以看出来,是警方救人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老头想不开要爬到高楼上跳楼自杀,结果警方劝不下来,就出动消防仪器把他带下来了。媒体报道的时候没有用前面的照片,而是用后面的这张照片,用的是右边的照片,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在网络传播的时候没有人注意文字,没有人注意稿件,甚至很醒目的标题也没有注意到,这是报道时的标题。这个事情一下传开了,警方弄得很被动。这反映出当下互联网环境下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里面有受众的潜阅读的问题,还有受众心态的刻板印象的问题,还有媒体自身的问题。后来这家报纸的编辑私下承认他的一点小心思,为什么没有用底下的画面,他觉得不够震惊,不够有刺激性。我的稿件里面讲的很清楚,所以他觉得报道是可以免责的,没有责任的,他的小心思想用震惊性画面博取更好的阅读效果。恐怕里面牵扯到的问题比较多,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报告的问题。

首先我们进入一个视觉化的时代,包括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形象“变成了一枚射出的子弹,它击中了观赏者”,产生了一种震惊的效果。本雅明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正好是视觉艺术出现革命性变化的阶段。我们都知道,当代视觉艺术在上上个世纪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性的革命,一个是在1840年左右时候发明了今天所熟悉的拍照,随手就可以拍了,一个是在1883年同样是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的摄影,动态影像的拍摄,后来衍生出来电视的设想,电视艺术是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出现。本雅明在那个时代关注到现在的视觉技术对社会文化,对社会受众心态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我想给大家报告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进入到后现代社会的视觉文化转向的问题。第二个内容是在文化背景之下,基于对“真相”的追寻,视觉传播中出现的伦理问题。

后现代社会的视觉文化转向和视觉技术的大发展开始就变成一个现实,就像德国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写到从本质上看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杯把握为图像了。翻译过来就是传播学里面经常讲到的,拟态环境(音),电视研究里面讲到的容器人(音)、电视人的概念。也就是说世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所看到的世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由媒介出来的、是由传播所建构出来的。当然,图像在中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视觉文化开始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视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像当代中国语境之下,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特制里面既有现代性的特征,也有后现代性的特征,交叠的语境之下,视觉传播中间很多叙事的框架,比如想象的共同体,大国的崛起。断裂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富二代、官二代、腐败等等都是热点的传播框架,阶层之间的冲突、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还有奇观。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被图像营造或者是建构出来的社会文化的现象。

在这里面图像也以它的知觉、直观的可信度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得到了人们的信赖,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广东的一个例子,深圳的一起交通事故,后来成为全国性的热点,因为这个交通事故中肇事者驾着一辆豪华的跑车,追尾了两辆出租车,最后死了三个人。结果警方通报信息之后,肇事司机是替人顶包的,他是一个打工仔,一个月就赚两三千块钱,开一个豪华跑车,怀疑是车主让他顶包的。最后警方多次公布信息无效的情况下,只好把怀疑让人顶包的车主请到了派出所,当着媒体的面让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他,让他脱掉自己的上衣,让媒体拍照,用图像来证明这个人没有嫌疑。因为剧烈的撞击之下没有受伤。反映当下中国的信任度的缺失问题,图像之所以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有这么重要的作用,直接观的生动性,跟社会文化中间、社会整个阶层之间的信任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由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可以导出很多现象,也导出很多的思考。我归结为一个,我要给大家报告的是围绕“真相”的议题跟大家探索一些伦理的问题。大家都说有图有真相,搞传播的人都知道要加引号,“真相”之下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利益主体的博弈,我试图用这样一个框架把这个问题简化一下。我们搞视觉研究有很多的维度和方向,各种环节、各种方向最后把它归结为一个图的话,一个结构图的话,就是围绕着视觉文本这样一个核心,视觉文本各个参与主体以及相关的环节,这种相互的作用最后就会对引向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最终的影响。也就是说文本和它的生产者,还有文本和它的观看者,以及文本和它的使用者。观看者和使用者是有一定区别的,有些人只是为了观看,有些人可能要借助这个文本要使用这个文本达到一些目的,比如广告主对广告的使用和观看广告的电视观众对广告的使用目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观看,一个是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框架之下,关于视觉传播的很多问题,很多因素都可以归纳进来。分别看一下,首先看文本和它的使用者之间,和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之间是什么样的相互作用,有社会语境的因素,有消费文化的文化因素,也有对自我的呈现和奇观。从技术来说传播的主体如何选择一个文本。比如媒介选择什么样的报道角度产生的一些连带的问题。比如雷人书记雷人12秒一样,媒体要去找恩“反腐英雄”赵红霞,这些问题产生了伦理的问题。比如周克化事件里面持枪杀人的对他母亲的报道,记者冲进屋的时候,他的母亲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他内心是很胆怯的,她唯一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在镜头前拿蒲扇遮住了自己的脸。

媒体生产里面还有镜头的因素,像这样反映对抗的,选择的是这样一个角度,可能背后有很多的人,不同角度的呈现。包括媒体生产中间的摆拍,十八大报纸报道哨所女兵学习十八大精神,浙江一个报纸报道的,结果一个报人出身的网民叫真,看她在看什么东西,发现中间的女兵看的是《人民日报》的要闻,《台州日报》的女兵看的是广告版。原来没有问题的现在都成为问题,因为现在专业的网民对问题的求索求就会表现出来。包括剪辑对时空完成的改变。

我给大家看一个媒体的报道,这个报道里面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是一个大媒体的正式报道,讲由于强制婚检取消之后,过去在座很多年轻的同志不清楚,过去结婚的登记的时候要做婚检,这是强制性要求,后来取消了,现在你们俩自己只要愿意领证就可以了。这个媒体试图报道这样一个角度,由于强制婚检的取消可能带来一些遗传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做了这样一个报道。他在报道的时候,整个的事实都没有问题,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在于他的事实和结论之间的问题,这个事实不能导致这个结论,是什么呢?2003年7月1号国务院取消这个规定,和你2002年的数据之间逻辑关系大家想清楚了,这些事并不能证明是由强制婚检查取消产生的结果。这个故事看起来让人感动和震惊,但是这个孩子的遭遇是真实的,但是和这个结论也没有关系,因为2004年的这个报道,肯定是2000年左右怀孕的。由于时空被改变之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包括互联网环境下,文本和它的语境剥离。前面说到的北京的警方事件一样,传播文本从语境中剥离出来了,所以那张照片变得特别刺眼。像这个图片所展示的一样,这是一个文本,男女亲密地在一起,实际上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所谓的亲密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文化不是一回事。这是互联网传播中间出现的新现象,传统媒体生成着大量的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在互联网环境下被转发被重新再评论、再改造,实际上会延伸出很多原有的文本生产者无法控制的一些问题,产生一个新的文本,新的一些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文本与观看者之间,看是制造意义。文本和观看者之间,由于思维观念的投射,这种欲望的驱动,还有权力的驱使都可能会对文本的意义产生影响。就像这个画表现的是一样的,有的人看着是四,有的人看是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艺术家自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文本的观看者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看的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包括里面的这种欲望的驱动,雷书记的“雷人”视频和网民合起来的一个“狂欢”就是找赵红霞,平时还是以很正能量着出现的南方媒体在它的微博上很兴奋的宣布,网上传播的多张赵红霞照片都不是她本人。根据南都记者掌握的消息下图如示。所有的报道往这些方向去偏离,今年刚到我们学院读博士的评论员写过一个东西,他说媒体需要抵制新闻简单化和断字化(音)的诱惑。在观看过程中灵韵的消失,网络传播中间“粗笔划”的问题。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里面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包括它的本真性、膜拜价值和距离感。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蒙娜丽莎的故事,没有一件能比得上在卢浮宫的展厅里面静静观看原作所产生的膜拜感、仪式感。但是这种东西在视觉传播的空间里面,在今天这个被众声喧哗的空间里边被粗鄙化了,那种对视觉信息理解的标签化、视觉欣赏的欲望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觉信息生产的粗糙化。我们过去把网络迫不得已做的UGC(音)成为的粗糙性的东西给美化成了一种规律,这是好的东西。在视觉生产里面,新媒体介入新闻传播的时候做的镜头化晃来晃去的东西,我认为并不是他想做的。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视觉传播的标准就麻烦了,这是在技术方面能力缺失产生的一个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实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是方向是规律。有些媒体甚至还把大量UGC生产的东西作为一种为了体现网民的参与而刻意营造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有点走偏了。

最后文本是权力的符号,是使用者权力意图的折射。这里面会有消费经济的影响,“1111”是制造出来的概念,是网民被商家驱动,我们视觉传播参与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我们将来会被无数的概念所驱动,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你就会变成每天都要“剁手”。“1111”来了,很多人要呼喊了。还有就是权力,文本在被使用的过程中,甚至使用的过程中有很强因素的介入,同样是伊拉克战争,这个画面所展现出来的美军士兵和当地的小姑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还有伊拉克当地和我们国家呈现出来的战争对儿童对当地人民造成的苦难,这是的呈现,这里面都有权力博弈的因素。

最后总结一下,视觉传播种种伦理问题背后是社会文化中各种力量的博弈的结果,在此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几点我的建议。我们共同做的一个事情,第一个是说公民需要视觉文化素质。现在网络中间大量不负责任的转发,不辨真假,不考究里面真伪问题的评论,跟视觉文化素养的缺失有很大完成,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媒介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第二机构要重回专业精神。十九大开完了,估计很快可能会提到专业精神的事情。我们传媒机构需要有专业精神,包括视觉传播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的精致的影像,视觉是美的东西,不是粗糙的东西,所以要有专业的精神。最后大家奇怪我为什么会提到文字,这是我多年以来,这年上大学学电视到后来做电视,教电视,20多年来和视觉打交道,但是我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我们的同学们一定不要忽视文字素养的锤炼,文字锤炼给你带来的是对信息精准化以及逻辑性。我们视觉上很多问题都是逻辑性确实的问题。我们互相讨论,但是我们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讨论问题,我虽然是讲视觉,但是呼吁对文字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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